當人需要一個「物」來證明時，有趣的事情就來了......
物如何代表或證明一個人？就像一個位子不可能同時坐兩個人。再怎麼貼合，總是有些「貌合神離」的模糊空間，有關當局費盡心思讓它緊縮合身，以求確認身份，當它達到識別功能時，同時也為有心人煅造了一個完美變身的機制。
另一方面，凡「證明」往往透露出不太好聞的氣味。要驗DNA來證明的親子關係，拿出信物來求證的海誓山盟，當事情走到這個地步，除了黑紙白字，還剩下什麼？
使者
書從護照的歷史談起。約西元前一千五百年波斯亞達蒒西一世發出的阿瑪納書信/楔形文字板，據信是最早的安全通行證，它的作用是保護某人前往猶地亞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。
西元1270年馬可波羅拿忽必烈金牌保護的也是皇帝的旨意，使者因是旨意執行者連帶受到保護。1572年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給的是一張上有女皇簽名的文件，作用開始些微轉變，有點像是赴外留學的學生證。
創造自我
到了十九世紀，護照用來代表持有者本人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，護照上記錄了持有者的生物特徵，而每當有新科技發明，從指紋、攝影到現今的區塊鏈、智慧手機，就被用來識別罪犯也同樣被用在護照上。
當人需要一個「物」來證明時，有趣的事情就來了：這是一個讓人重新塑造自己身分的機會。護照不僅可用來跨越國家邊境，同時也是跨越其他界限的隱喻，創造另一種形式的自我。證件要證明的是真正的身份？創造出來的身份？
如1838年美國透過轉借自由民證協助另一奴隷逃脫奴隸制度，然後再郵寄或以其他方式歸還所有人：
出借過程中若沒寄回、寄錯人，雙方都將落入險境。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信任行為：為了讓另一人獲得自由，將自己的自由置於危險之中。這例子並不少見，且很少被發現。
需要新身份的還有罪犯。許多經融犯罪者早在犯案之前便計劃好逃脫路線與身份，早早買好第二本護照，在出國後換以另一國家的身份通行，原本國家權利義務的連結，連同過去的犯罪記錄在此斷線。第二本護照這門生意在二十一世紀成倍數成長。
自由
1920年代民族主義伴隨第一次世界大戰來到頂峰，護照已經變成一種監視方法，方便人劃分「我們」、「你們」。生活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褚威格說：
1914年前的世界是屬於所有人的，想去哪、待多久，都不需人同意或批准，人們可以像穿過格林威治子午線一樣無憂地穿越它。現在由於病態的不信任，邊境已成鐵絲網。
雖說「天賦人權」，親身經歷納粹而流亡美國的漢娜鄂蘭清楚指出，天賦人權是理想，實際上人必須依附在國家主權之下才有權利可言：
「國際大家庭」是方便的虛構概念，當人缺乏政府，沒有權威可以保護他們。
難民營就是一個奇特的「飛地」，在這個被法律抛棄的空間，護照在此沒有意義，身在其中的難民只能等待某個國家邀請他們入境。
人的存在是事實先於意義，如果不出國，沒有有求於某人、某個對象時，人不需去證明自己，自己的存在、自己的價值。在護照這件事上，如今的人需要先去證明自己滿足某些條件，才能獲得行動的自由。自由不是無償的，權利不是無償的。
附帶提一個值得玩味的事，1930年代許多人逃離德國，而如今許多難民的目的地卻是德國，人流方向諷刺地反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