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/07/27

艾緒莉的布包 讀《她所承載的一切》

艾緒莉的布包經過了兩個世紀終於出現在世人面前

Ashley’s Sack

我的曾祖母蘿絲是艾緒莉之母
艾緒莉九歲那年在南卡羅來納州被賣掉時
蘿絲將這個布包交給她
內有一件破衣服、三把胡桃、一縷蘿絲的頭髮
她告訴她
裡面裝著我永遠的愛
兩人從此再也不曾相見
艾緒莉是我的外婆
Ruth Middleton, 1921

這個布袋很可能是在1850年代中期,由南卡羅來納州棉花工廠中的黑奴或貧窮白人勞工(甚至可能是童工)所製造的。

在賓州與田納西州(也許還有其他地方),不知名的陌生人將布包由箱子裡拿出來,放到車上,運到跳蚤市場的攤位。

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收到了布包,承諾妥善管理此物。

艾緒莉(Ashley)和「布包」(sack)兩詞並連之處有某種深意,某種音節在呼吸中彼此摩擦時會產生的聲音或感受,一如餘儘之袋(sack of ashes)、犧牲(sacrifice)、火圈(circle of fire)、葬禮火堆(funeral pyre)。

《她所承載的一切》

讀這本書最大的收穫是學會怎麼「看」,從文字看到沒文字,從物品看到當時社會文化,從一個母親看到女人、奴隸與無法言說之人。

眾多書封中我最喜歡的一個

在1850年代的黑奴女性手邊能有什麼可取之物?奴隸被視為資產,無法「擁有」什麼,衣服、胡桃不過是手邊可得之物,出現理由可能是正好當時就在手邊或私攢下來的珍藏,在女兒被賣掉即將分離的急迫情況下,母親能給的除了一件破衣服和胡桃這兩個有實際用途的物品外,還加上了一撮自己的頭髮。

書中有許多敍述都是作者自己揣測出來的。沒辦法,歷史中的能見度一向與權力有關,奴隸的歷史,很諷刺的,得仰賴奴隸主留下的資料。

每一份清單都是一則小說

以下是一份 1853 年羅伯.馬丁的遺產清單:

  • 酒類:七千七
  • ⋯⋯
  • 瓷器與玻璃製品:兩百
  • 兩輛馬車和鞍具:四百
  • 一匹馬:一百五
  • 一頭牛:一百
  • 奴隸西塞羅:一千
  • 奴隸索菲雅:四百
  • 奴隸詹姆斯:一百
  • 奴隸傑克:一百
  • 蘿絲:七百
  • 大衛:八百
  • 老女人:一百
  • 銀盤:兩千五⋯

奴隸參雜在一份財產清單中,和瓷器、馬車一樣被視為物品。從價格推測,價值一百的奴隸除了沒有名字的老女人外,還有詹姆斯和傑克,這兩個人可能是尚未有充足勞動力的小孩,他們的價值相當於一頭牛。

楚門·卡波提說帳單有可能是最令人心碎的小說。頗有道理,如果你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和想像力,一份購物清單提供的線索,可以推測出清單主人目前的生活狀態,就像福爾摩斯初遇華生一口氣說出的個人小傳。

沿著偏見的紋理 (bias grain)

「沿著偏見的紋理 (bias grain)」閱讀奴隸制記錄者寫下的紀錄,探究「奴隸」當時的生活:出生紀錄、食物配給、醫療帳單、買賣帳單、死亡數據,像是拉伸布面一樣拉伸檔案資料,看見那些在歷史紀錄中身影極為淡薄的過往之人。

使用檔案資料也與之拮抗

有留下的記錄固然可讀,但「沒有」或「省略不記」的是否值得思考。為什麼沒有留下記錄?隱而不記的原因是?而即便是文字記錄,是否如實呈現真實情況?

物質的痕跡

當書面紀錄空白,還可以像環境史學家那樣尋找物質痕跡。

環境研究學者本身也是原住民後裔的勞雷•薩伏伊,想了解她為奴先人的身影如何消失無名墳墓之中,拒絕研究無聊名單及書面記錄,改追尋銘刻在土地上的「痕跡」。

為重建先人經歷,她來到他們生活過的地方,運用個人和家族記憶詮釋建築環境,莊園建築和奴隸小屋,和自然環境,河道和岩石。

痕跡(traces)有時也被稱為回音(echoes),往往是未被看見、未被挖掘的水源,細心探求可以找到更深的訊息。

文化隱喻

艾緒莉布包及其中的物品,讓人思索在它被使用的時代裡,美國黑人、美國原住民和歐洲人的生命交織的文化世界是何模樣,南方和北方經驗交織的文化世界又是何模樣。用有活力的方式想像當代文化。

把這個布包當成一個隱喻。想像準備這個布包的過程,收集、組合、選定物品,然後再把這些東西打散混合在一起。新的組合和想法從這個過程中出現,原本鬆散的各個部分都蘊含著各自的生命力,再彼此連結起來。哲學家珍•班奈特(JaneBemnett)說,我們可以把這些部分視為集合體,這些零碎部分組合後產生另一種新的特殊作用。

歷史不是不可變更

雖然過去本身不會改變,但對於過去的解釋從來都不是、也不可能是不可變更的。

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和提出新的問題,就像考古,隨著對過去的挖掘加深加廣,歷史可以修補重建,繁盛開展。

艾緒莉小袋盛裝之物,並不是不可變更的最終結論。

重述

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就是在改變自己的生命。講述,可以改變自己與過往的關係。

可能是年輕的茹思聽到外婆艾緒莉講述奴隸時代時憑直覺知道的事。透過描述過往的痛苦,講述者開始釋懷,同時也不否認這些事件的存在和其所留下的傷痕。

而且講述並不是單向過程。

心理學研究指出,講述時講述者和聽眾身上都會出現變化,聽眾與講述者產生共鳴,透過感覺的鏡子去肯定他們的經驗。講述者藉由這個過程,在另一個人的陪伴下面對過去的困難,與創傷離得更遠,試著取得一個能使情緒緩解的詮釋,甚至聽眾也能從講述者的經驗中學習,預先認識人生中潛在的挑戰。

而且,人講述事件的方式會隨著時間過去發生變化。

在中間階段(第一次講述故事之後,多次反覆講述故事之前),故事敘述會比一開始更長,因為講述者在努力解釋和整合經驗(或想起更多細節?)。最後,當距離越來越遠、越來越接近釋懷時,故事則變得緊湊簡短,描述更少(略去無關緊要?不想記住?特意忽略?),也更能對這事件做出評價。此時事件已與講述者距離愈來愈遠,講述者現在對事件的看法也變得更客觀、更與個人無關了。

主體性

讀書會最後,主持人邊譜老闆提出一件他從布包看到的東西:做為一個人的主體性。

布包主人準備這個布包的動機,擔憂女兒即將及可能面臨處境的同理能力,思考自身能給予、能取得什麼放入布包之中的權衡,胡桃填飽肚子、破衣勉強蔽身,一撮頭髮能做什麼?

書中提到,頭髮既是死的又是活的,是身體的一部分又不是身體的一部分,頭髮自人體中延伸出來,甚至不會腐朽,具有使時間停滯的奇異特質,隱含著贈與者的生命。

一撮頭髮不能做什麼,但髮絲包含的意味遠比胡桃及破衣更豐富綿長,這三項物品同時展現出人能有的理性與感性。

對於布包雖然都只是我們憑想像的猜測,但這布包的存在已經清楚證明布包主人身而為「人」的主體性,絕對不是如主人財產清單上所記錄的,僅與一輛馬車同價。

2025/07/07

末日暴雨讀書會


週六晚上六點半,在國家級簡訊認證的豪大雨中,有五個人依然排除萬難前來參加「末日讀書會」。

稱之「末日」是因有個日本人在1999年出版的漫畫裡精準預言311東日本大地震,因此同一本漫畫暗示2025年7月5號日本將發生大地震,便被渲染成一個「末日預言」。

還好我們平安渡過了這一天,和讀書會一樣。一開始風雨交加,騎車來的像在衝浪,但結束時風平浪靜,連地都快乾了,很難想像兩個小時前我們被雨打得像瘋子一樣。

今天討論的是《萬曆十五年》,黃仁宇說他喜歡史記,我猜他用人物史方式寫這書就是從司馬遷那裡得來的想法,讀來人物生動像在看戲。尤其第一章〈萬曆皇帝〉,順著作者的筆看一個十歲男孩朱翊鈞如何從積極認真,慢慢轉變成消極懷疑的皇帝。

書很多人還沒看完,討論有趣,於是決定繼續讀,下個月繼續討論。

讀書會結束,有點興奮,想放鬆,東摸西摸,卻很浮躁,感覺心裡有團東西,不整理睡不著。於是把書、把筆記拿出來,把心裡那團東西寫下來,才覺得舒服,才覺得安心。

再問自己:為什麼讀書?

因為好玩,好看。但這很表面,像好吃一樣是感官式的愉悅。

今晚讀書會後、整理完感想,我發現讀書,真正讓我滿足的,不是讀了、知道了,而是我能「整理」、「思考」,說出自己的想法。雖然過程有點痛苦,但就像去運動、去重訓,累得滿身大汗,但,真痛快!

肌肉要練,推理能力也要練,雖然寫了,但覺得像台灣的馬路坑坑洞洞,有待加強。加油!

2025/07/05

《萬曆十五年》最好看的是朱翊鈞

相對於學院專家用顯微鏡目光研究漢學,作者黃仁宇說他採用的是望遠鏡的「大」觀點寫此書,但其實是以萬曆皇帝、兩位首輔申時行及張居正,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,武將戚繼光,衝突的哲學家李贄,六個人物的個人史,從不同角度組成的大歷史觀,這寫法或可呼應英文書名《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》,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。

我讀來覺得最有趣及最有人味的,是彷彿以貼身隨侍視角觀察十歲即位的第一章「萬曆皇帝」。

明神宗朱翊鈞(1563年9月4日—1620年8月18日),明朝第14任皇帝,年號萬曆。

「朱翊鈞」十一歲便著喪服,按傳統「勸進」程序,全部官員以最懇切的辭藻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。頭兩次請求會被皇太子拒絕,因爲父皇剛剛駕崩,自己哀慟無法節制那有心情想到個人名位。到第三次,才能如群臣所說以社稷爲重,勉如所請。這一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,有條不紊,早已經過預習。

「朱翊鈞」自小信任首輔張居正、大伴馮保,束髮受教「王者無戲言」,對一切事物積極認眞。原本是書法的愛好者,並在張居正面前揮毫展示,結果張居正第二天就啟奏皇帝:書法是末節小技應以德行治天下,小皇帝便取消了書法這項日課。然而張居正死後不到半年,即被反張派揭發張馮兩人的言行不一。

但張居正被扳倒,即使貴爲天子仍然受到種種約束,皇帝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的產物。

皇帝在典禮上戴的皇冠「冕」,形狀像歐洲學者所戴的「一片瓦」,不過冕上布板是長方形而非正方形,前後兩端各綴珍珠十二串。這種珠帘是一種有趣的道具,它們在皇帝的眼前腦後來回晃動,使他極不舒服,目的就在提醒他必須具有端莊的儀態,不能輕浮造次。

就像 John Updike 評論此書說的:作為一個吸引天命的避雷針,這個政府最頂端(皇帝)基本上必須一動也不動。皇帝是個神袐的角色,要啟迪人心、不能有個人化。

即便「朱翊鈞」除去了首輔和大伴的限制,眞正受益的也不是他自己。高舉四書禮教道德的文官們,在勸諫的名義下,強迫「朱翊鈞」納入他們所設置的規範,不讓他的個性自由發展;再不然就是爭權奪利,張馮被劾之後空出來的大批職務,他們就當仁不讓,安排親友。

以「朱翊鈞」的聰明敏感,慢慢發現這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其實是他們設下的羈絆。喜歡書法被首輔張居正說對蒼生無益,騎馬飲酒被文官反對,鄭妃聰明好學能在意念上和他一較高下,想改立鄭妃之子為太子也被文官集團以不合倫常為由擋了下來。

至此「朱翊鈞」已對各種告訐、爭論和答辯不感興趣,對一切採取懷疑態度,成了史書裡的「萬曆皇帝」向臣僚進行長達十年的消極怠工。

這或許是一種報復。

張居正事件後他明白了有「陽」則有「陰」,有道德倫理也有私心貪慾。於是,他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,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,改用漠然置之的態度,有意地不合作、不補官,革除文官的最高名位,官僚們鞠躬盡瘁理想得到酬報,無論是升官發財還是光宗耀祖,此時都成泡影。